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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个人和一本书

在过去20年的国内外科研生涯中，跟很多人打过交道，遇到过不少我非常钦佩的人，如德国图秉根的歌德?岳根斯（Gerd Jurgens），剑桥的伊安?富奈(Ian Furner)，美国耶鲁的邓兴旺，荷兰瓦赫宁根的马顿?克尼富（Maarten Koornneef），乌特勒支的本?佘瑞斯（Ben Scheres）和瑞士伯尔尼的克里斯?库勒梅尔（CrisKuhlemeier）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我很敬重的方面。但是下面提到的两个人则是我非常崇拜的。

蔡南海（Nam-Hai Chua）

Nam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终身教授，198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FRS)，他领导着该校唯一一个从事植物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在这样一所以生物医学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里生存下来，并非易事。从196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到现在，Nam已经发表了300多篇研究论文。最近ISI（http://www.esi-topics.com/arab/authors/b1a.html）统计了过去10年（1992-2002）里国际上利用模式植物研究植物生物学的工作，并按引用次数进行了排名，Nam以108篇文章的总影响因子4271次名列第二。

Nam生于新加坡，他常引以自豪的是曾经当过新加坡的警察（服兵役是每个新加坡公民必尽的义务）。他喜欢榴莲，会在每年榴莲上市的季节到新加坡过一番嘴瘾。新加坡人有个说法，“钟爱榴莲（留恋）的人才可以在新加坡真正留下”。但是，在我看来，他对新加坡的感情远远超过他对榴莲的钟爱，是对那片土地的一份真情。

虽然在美国做教授这么多年，Nam依旧保留着他的新加坡国籍。在过去20多年里，他一直为新加坡的科学发展而奔走呼吁。在他的推动下，新加坡于1987年建立了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这是新加坡第一个生物高科技研究所，标志着新加坡的规模化、系统化生物学研究的开始。1999年他又一手促成了分子农业研究所(IMA)的成立。而且，他还组织了在新加坡召开的1997年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大会。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新加坡的植物生物学研究确实在国际上有了相当的地位，也向中国输送了不少人才。

但是，新加坡毕竟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岛国。尽管在Nam的努力下，这两个研究所很快达到国际水平，但是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支持却像六月的天，变化无常。现在，IMCB做农业方面研究的似乎只剩下一个研究组了，而IMA在经历过几场风暴之后已经关门大吉了。多数研究人员转到了2002年新成立的淡马锡生命科学实验室（TLL）。幸运的是李显龙总理的夫人何晶出任了实验室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位淡马锡控股的执行主席也算是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她的参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和公司的双元支持，总之，TLL的命运如何，是否能够保持连续稳定的发展，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我是从1990年初到1992底在IMCB的蔡南海实验室做客座研究工作。当时实验室里有十来个人，来自很多不同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热带作物，如兰花、火鹤花、橡胶树和油棕的分子生物学及遗传改造上。Nam每年大约来新加坡4-6次，除此之外，他常常会在新加坡时间早上八九点钟从纽约打电话到实验室，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因此，每当这时电话铃一响，大家总会惴惴不安。

Nam不是很喜欢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喜欢雇佣博士后或聘用临时性研究人员来完成他的研究设想。他的头脑转得很快，经常有很多新的主意，因此课题变得也很快。而博士生毕竟要在一个领域里面干上三、五年才能有所积累，他们一般很难跟上Nam思考的变化和发展。事实上真正跟Nam读完博士的人很少，现在在英国瓦维克大学做教授的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是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

跟Nam一干就是三年，这是我一生不可或缺的三年。中间除了几次去纽约实验室作短期停留外，其它时间基本上都是在那座蓝色玻璃构造的现代化大楼里度过。从硬件来看，IMCB是我所见过的研究条件最舒适有效的研究所。新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参考IMCB设计思路建造的。

虽然Nam的这种遥控指挥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不是最理想的局面，但是，他是个大忙人，即使在他纽约的实验室工作，交流机会也不会更多。作为一个学者，Nam有很多卓越之处；同时他对实验室研究工作的指导也是一丝不苟的，在很多方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比较惊人的记忆力。有人曾说他有相机式的记忆，倒是有点夸张。当时，纽约和新加坡两个实验室加起来有30多人，每个人做的方向都不尽相同，基本上都是受他直接领导的。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跟踪每个人的进展，为每个研究方向提供建议和指导。他能够清楚地记得每个人曾经做过的实验及其结果。有时大家会吃惊地发现有些结果连做的人自己都忘记了，他却仍然记得。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他会对有些研究方向失去兴趣，他考虑得就少多了。

二是他的主意（idea）很多。每次跟他讨论工作，总会有很多收获。他看文献，不光是与植物有关的，医学、生化、细胞生物学的文章他也看得很多。看的过程中他会产生很多新的主意，然后一个电话打过来，让你去尝试。跟他做研究，你总是会有做不完的idea，他会为你提出很多需要验证的想法和建议。因此，做他的手下有时也很“麻烦”，如果他对你做的工作有兴趣，就会不断地给你新的主意，让你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对你的工作兴趣不大，你就会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压力会更大。

三是Nam的科学洞察力。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新概念、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上，而且表现在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上。他每次跟学生或博士后讨论结果时，总是要看原始结果。作为一个有生物化学背景的人，他并没有亲手做过太多分子生物学实验，但是他对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却是非常深刻而尖锐，一些即使是很小的苗头或现象也很难逃过他的眼皮。

四是他的用人技巧。每当他有一个全新的主意，他首先考虑谁是做这个事情的最佳人选，然后想方设法请到他想要的人到他的实验室里来。他的突出贡献与他的优秀部下有直接关系。凭借他的声誉和亲和力，确实吸引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他的实验室工作。因此，他常常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很快就会做得很好。

就是这样，他独立领导一个30人左右的研究队伍（没有了新加坡的实验室后，规模稍小了一点），一定程度上已经算是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了。他实验室的强干在国际上是有名的，行内有个难分褒贬的说法：“如果Nam对一个方向有了兴趣，你最好不要去跟他竞争”。

Jeff Dangl（杰夫?邓戈儿）

Jeff是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遗传系教授。他下肢完全瘫痪，即使是上身，活动也不是很灵活。

这位几乎完全靠轮椅生活的科学家，1981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在同一学校获博士学位。在德国科隆的马普植物育种研究所工作了几年之后，回到北卡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他的夫人萨拉?戈兰特（Sarah Grant）跟他同年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总是伴随在他的左右，帮助他料理生活。

多少年来，Jeff一直致力于植物抗病的分子机理研究，发现了好几个重要的抗病基因，提出了几个与植物抵御外来侵略有关的重要假说。他和在英国约翰?应纳斯的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教授被公认为是植物抗病领域的领航者，备受大家的尊崇。

每次见到Jeff时我总是在想，这样一位对国际学术界有巨大贡献的巨匠，如果生在中国，也许不可能取得他今天的成就。他会因为不能通过体检而上不了大学，会在人们同情和怜悯的目光照射下抬不起头来。然而，Jeff不是这样，应该说他很幸运。在美国，任何人对残废人表现出哪怕是最不被人察觉的一点歧视都会遭到周围人的谴责。普遍为社会接受的观点是尽管一个伤残人的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如你健康，但是他的其他部分（如大脑）也许比你的更发达，或者用得更加合理。在西方这种所谓的人人平等的制约机制下，Jeff超越了自己，走出了一条闪亮的人生道路。在他那两只像鹰一样的眼睛里，我看不到自卑，看到的却是比常人更多的自信和坚定。

因为研究领域不同，跟Jeff并没有太多直接交往。只是经常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偶尔见到，听听他的报告，会后找他聊聊，而且每次总是受益匪浅。

上次在柏林开国际拟南芥菜学术研讨会时曾跟他聊起带学生的事情，他的一番话让我感触很深，对所有想从事科学的人都会有反思意义。他说，“一个好的学生永远不会失败（失败是指那些到博士毕业时还没有取得重要结果、不能拿到学位的人），因为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他随时都在追踪自己的好奇心，在不断提出问题，在不断回答问题。而一个不开窍的学生是在为老师做试验，总是想拿到老师想要的结果”。

Jeff说过的另外一段话我也很赞同。他说，搞研究应该像搞艺术一样，有好奇心，有创意，有创作的激情和欲望，有一种搞不明白就睡不好，吃不香的感受，这才是用心去探索。而不是以研究为职业，为了研究而研究，否则他永远只能做一个实验师。

一个身体残疾的人能够把学问做好，理论上说，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理由做不好。但是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我们健康，有时会心情浮躁，常常被太多的事物所吸引，把握不住自己的重心，由此而一无所成。

影响我思考的一本书

我非常喜欢看科学家们写的自传或他人写的有关科学家的传记。看过很多本，包括达尔文、居里夫人、诺贝尔、沃森以及麦克林托克等。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詹姆斯?沃森写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位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人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大概是在1985年前后，我在姚敦义教授的推荐下看了这本书。当时还没有中文版，我看的是英文影印本。尽管我不是很喜欢沃森在书中对罗沙林德?弗兰克林女士甚至他的合作伙伴弗兰西斯?克里克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他在后记中对此表示过歉意），但是这本书却非常详细地叙述了20世纪最重大突破之一— DNA双螺旋结构在剑桥被发现的前后经历。

传记能使伟人走下神坛。读传记是了解发明过程的最好方法。如果在看完一本自传之后你变得更加崇拜一位科学家时，要么是这本传记写得很差，要么是你没有真正读懂。反正是白看了。我认为你在读完一本传记后应该了解到伟人平凡的一面，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面，踏踏实实做小事情的一面，同时也应该了解到伟大的发现背后，常常有很多人为之铺路才使之变得可能。这就是《双螺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感受。

沃森的过人之处是他的开放型思维，敢于挑战经典概念，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资源。

1953年，当时只有25岁的沃森和他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那篇只有两页纸的文章，阐述DNA结构和可能的自我复制方式，使他们两人和威尔金斯一起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沃森研究双螺旋的时代，正是分子结构解析技术成熟的时期。作为有很好生化背景的他，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基本上是靠计算和纸板模型的拼凑。他的结论是以罗沙林德?弗兰克林博士所提供的X-光衍射照片为证据的。这位37岁就被卵巢癌夺去生命的聪明女科学家，尽管为DNA结构的解析提供了最重要的数据信息，还为沃森的早期模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建议，遗憾的是她却没有能够正确地提出结构模型。她的早逝为世人留下了无数的遗憾。